韩德强：泰勒制与民主

博主评论：什么是民主，民主会不会妨碍管理，政治上说不清的东西，经济上也许另有证明。

主讲人：韩德强

时间：2004年8月8日下午3：00

地点：乌有之乡书吧（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西门外对面）

记录整理：乌有之乡书吧，并经韩德强先生本人修订

这是一个很奇怪的题目。泰勒制是一种工业管理方法，民主是一种政治理念和制度。两者怎么能联系起来呢？

我们大家都听说过泰勒制可以使作业标准化、规范化，可以提高生产效率，泰勒制也叫科学管理。但是，泰勒制为什么产生？实际应用中遇到过哪些阻力？有什么社会意义？即使很多研究泰勒制的人也并不清楚。

为了说清楚这些问题，我们先从泰勒本人谈起。

一、泰勒其人
泰勒出生于1856年，高中毕业时曾考入过哈佛大学。但是泰勒颇有一些反抗精神，他不满于父亲的安排，放弃了上大学的机会，背叛富有的父亲，进了费城的一家水压工厂当学徒。那时候当学徒很苦。泰勒一年到头辛辛苦苦地工作，最后落到自己的兜里钱没几个，都让老板赚去了。这样，泰勒就慢慢从语言和感情上都摆脱了家庭，成为一名普通工人，和工人一起发誓合伙对抗老板。泰勒当然也懂得了怎样磨洋工。技术工磨洋工，看上去干活很认真的，但干活速度太慢，而实际上速度是可以加快的。非技术工磨洋工，监工来了加快工作，监工一走，赶紧歇着。问题是，学徒期满后，泰勒转到费城的米德维尔钢铁厂当工人，6年之内是连升6级，从一个普通工人升为职员，又升为机工，机工班长，车间工长，总技师，一直到总工程师。地位发生变化，薪水、待遇、工作环境发生了变化，工作性质也发生了变化，泰勒的立场也就发生了变化。他从单纯的劳资对立观点，走向了劳资调和观点，希望找到一种既满足老板的委托，对得起老板的提拔和信任，又能让工人受益的管理方法。

二、泰勒制的产生
关键的变化在泰勒当上工长以后。现在，泰勒的主要任务是让工人提高生产效率，让工人“吃的是草挤的是奶”，成本效益比最佳化。当时有很多种办法管理工人，最常见的一种就是计件制，多劳多得。这样，谁磨洋工谁吃亏。问题上，泰勒知道，计件制的关键在于如何确定单件价格，或者说确定标准件数。超过标准件数，有一定的奖励，否则有一定的惩罚。泰勒追问的是，这生产定额是怎么来的？为什么是6件而不是5件或7件？能不能提高到9件、10件？泰勒懂得，定额是一个讨价还价的过程。比如定为6件，超过1件奖1块钱，过一段时间，所有的工人都轻轻松松的超过6件，到了 9件，然后老板就把这个标准提高到9件了。经过几次反复之后，工人就知道了，不能多干，干得越多定额就越高。要确保工人的利益，就必须磨洋工。怎样打破工人的这种防范心理呢？怎样压缩工人的讨价还价能力呢？怎样让工人乖乖地积极劳动呢？

泰勒研究了米德维尔钢铁厂搬运部门的工作。当时没有铲车，没有自卸车，钢铁厂的搬运工作量很大，主要靠手工铲运。泰勒想，小铲轻，速度快，但每次铲运量小；大铲重，速度慢，但铲运量大；综合起来一定有一个恰当大小的铲，使速度和铲运量达到最佳组合。还有，钢渣重，煤渣轻，钢铲和煤铲也应该大小不一样。再有，握铲的位置也很重要，左手在铲柄的什么位置，右手在什么位置，腰该弯到什么程度，这都影响铲运的效率。为此，泰勒找来了一些膀大腰圆、铲得又快又多的工人做实验，确定最佳铲斗面积，最佳握柄位置，动作标准，以及每天的工作定额。经过一段时间的实验，培训，泰勒最后将一个400多人搬运工裁减到130多人，却可以完成同样的工作任务。

泰勒感到很高兴，用工量大幅度减少了，工人的工资提高了，任务完成得又快又好，实现了老板和工人之间的双赢。所以，他宣称可以调和劳资矛盾，实现科学管理。

几乎与泰勒同时，吉尔布雷斯在建筑行业也独立地发现了泰勒制的奥秘。他把砌砖工作给标准化了。大家知道，砌砖需要把砖头从地上拿起来放到墙上去。吉尔布雷斯发现，一个人砌砖时做了很多冗余动作，有很多停顿，但有些动作是可以撤消的，可以从18个动作减少到4个动作，工人每天的砌砖数量可以从1000块提高到2700块。其要害在于，吉尔布雷斯设计了脚手架。他发现，砌砖工的体能大量消耗在自身的升降上了。每次从地上拿一块4磅的砖头，都得弯下180磅的身体再站起来。如果人体可以不升降，让放砖块的脚手架升降，无用功就可以不做了，砌砖的速度就提高了。

泰勒和吉尔布雷斯都一厢情愿地认为，他们的研究可以缓和劳资矛盾。但是，工人却强烈抵制这种双赢。原因很值得深思。泰勒制虽然提高了在业工人的工资，但是却造成了大量工人的失业。大量的失业工人在工厂门外等着就业，对在业工人的工资构成极大的威胁。泰勒制实行之初，在业工人的工资上去了，过了一段时间，失业率上升，工资又会被压下去。工人更深层的感受是，原来他们都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和技巧，可以靠经验和技巧争取较高的工资。泰勒制总是把研究这些最好的经验，把一个需要多年实践锻炼的综合工作，分解成若干个只需要标准化、短时间训练的简单工作，严重地削弱了工人的讨价还价能力。第三，由于工作简单化、标准化，工人操作的自由度大大降低，越来越像一个机器人，整天千百遍地重复同样的工作，极大地降低了工作的内在乐趣。所以，工人就强烈抵制泰勒制。1911年，美国国会通过了一个法案，禁止工厂里使用秒表。用秒表就是要掐时间，就是要计算工时。不但工厂里不准用，而且其它工作场所也不能用。这主要针对把泰勒制搬进政府机关的工作。什么时候美国工厂才准许用秒表？一直到了1949年。

事实上，除了工人反对之外，甚至工头也反对泰勒制。传统的工长是这样工作的，到处走走看看，发现哪个干活不积极，上去不是骂就是打。但是，泰勒却要求有研究型的工头，要学很多东西，还要想办法培训工人，工作细分化、标准化，工具也得细分化、标准化，这一切都使工头的工作难度大大增加。当然，工头们的反对既不能改善公平，也不能提高效率，完全是消极的。

泰勒制还有一个问题。泰勒制实际上是把最优秀工人的动作，把他们积累的操作技艺，给集中起来，给普及化了。这意味着侵犯了熟练工人的知识产权。当然，这也可以叫推广，例如，50年代初期新中国推广纺织女工郝建秀的工作法。问题是，泰勒制的推广法把收益都给了老板，而严重损害了熟练工人的利益。事实上，庞大而复杂的现代工业，离开了无数熟练工人、技术工人的点点滴滴的技术创业、诀窍和知识产权，单靠科学家、工程师、专利发明人，是不可能取得如此成就的。

三、泰勒制的推广
在工人和工头们的联合反对下，泰勒制的推广并不快。一直到20世纪的20年代，泰勒制才得到较快推进。原因非常复杂，跟美国的政治有关系。1900年到1909年是西奥多·罗斯福，1909年——1913年是威廉·塔夫脱，1913年到1921年是伍得罗·威尔逊。民主党代表的票源主要是中小老板、白领阶层。而共和党则得到大老板的支持。民主党执政期间，其政策是对工会相对宽容一些，工会的一些措施得到了实现。比如说设立最低的工资标准，缩短工时，失业救济，养老保险等，而不利于工人的泰勒制难以推行。从1921年起，先后连续执政的三任总统都是共和党的，哈定、柯立芝和胡佛。共和党一方面镇压和瓦解工人自己的工会，另一方面则成立公司工会，即所谓“黄色工会”。在黄色工会的帮助下，泰勒制才得到迅速推广。同样道理，由于欧洲的工会活动比美国强烈，泰勒制就进不了英国、法国、德国。日本则是推广泰勒制的沃土。战前的日本没有工会，工人被迫没日没夜地干活，缺乏反抗意识。所以，泰勒制得以顺利推进。日本电影《望乡》就透露出那个工业化时期日本人的悲惨生活。其实，一直到1970年以后，日本工人的生活水准才有比较大幅度的改善。

从这个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到，泰勒制、科学管理实际是意味着企业管理的高度分工和高度集权，意味着企业主的专制深入到工人的每一个动作，意味着工人的自由和民主权利彻底消失。

四、形式民主与实质民主
有人可能会想，民主不是一种政治制度吗？不是意味着投票、选举吗？不是意味着三权分立吗？怎么和企业管理挂起钩来了？

其实，民主之所以有吸引力，是因为望文生义，人民可以作主。任何一个团体，小到两个人，中到家庭、企业，大到国家，联合国，凡是团体中的每一个成员都有发言权、表决权、执政权，能够制定团体的决策，使整体行为有利于每一个个体，则该团体就在实质上是民主的。

然而，要使每个成员的权利能够得到切实的体现，成员间的力量对比差距就不能太大，成员之间交往的游戏规则就不能是弱肉强食、市场竞争。否则，平等的政治权利就可能被不平等的经济权利所侵害，使民主机制只是形式上是民主的，在实质上是专制的。

泰勒制典型地说明了形式民主和实质民主的关系。工人与老板签订契约，接受雇用，双方在形式上是平等的。进入工厂后，工人掌握技艺，老板掌握资金、市场、组织等，工人与老板的力量不对称，工人吃亏，受剥削，但是仍然可以用磨洋工的方式与老板讨价还价，在工资问题上还有较低程度的实质民主。泰勒制则极大地削弱了工人讨价还价的能力，增强了老板的实质专制能力。有了泰勒制，老板可以随心所欲地解雇工人，可以随时找到替代者，工人的任何动作细节则必须服从老板的意志。懂得这个规律就可以知道，如果今后要到企业里头去工作，你要千方百计掌握一种别人没有掌握的技术，掌握别人不掌握的信息，别人不掌握的诀窍，这样，老板就不容易解雇你，工资还可能比较高。人们为什么要读硕士、读博士啊？实际上就是想掌握某种独门技术，增强讨价还价的能力，获得高工资。管理人员虽然没有技术，但掌握企业的大量信息，人事的、设备的、市场的、供货商的、社会关系的，所以工资也比较高。到总经理位置时，可替代性就极大地减少了，非要替代，就必须取得现任总经理的配合，或者雇主要准备承受重大的损失。这是老板为什么愿意给高级管理人员付付高薪的原因。

可见，实质民主要求双方力量对称。凡是一种社会趋势削弱力量对比的平衡性，这种趋势就是专制化的趋势；凡是一种趋势是增强力量对比平衡性的，这种趋势客观上就是一种民主化的趋势。即使政治机制是集权独裁的，只要政治力量对比相对平衡的，客观上其决策就有实质民主。反之，即使政治机制是分权制衡的，只要政治力量对比悬殊过大，就不可能有实质上的民主。差距大到什么程度？读书人有时候都想象不到，所以，才会高估自己的力量。站在比尔·盖茨的角度来看，几个穷小子要平等？门都没有。我们手里从来没有数以亿计的财富，没有感受过世界各国政府怎样拜倒在财富的脚下，也就不知道亿万富翁们是如何看待别人的生命和尊严的。实际上在有钱人眼里，穷人是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像灰尘一样，狗屁不值。别说报纸、电视，就是军队、警察、法院，都在他们掌心里。穷人听到的，是富人希望穷人听到的；穷人看到，是富人希望穷人看到的，甚至穷人想到的，都是富人希望穷人想到的。怎么可能是平等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实际上是掩盖金钱面前人人不平等的假象。

懂得这个道理之后，我就可以说什么社会最民主，最有实质民主，就是原始社会。原始社会为什么最民主？原始社会并没有一套复杂的分权制衡、投票普选的政治机制，而是元老议事与首领禅让相结合。但是，原始社会没有常备军，没有警察，也没有报纸、电台，更没有知识分子。元老、首领所拥有的力量，每个人都可以拥有。武器都是石头和弓箭，住地都是山洞，没有城墙防护保卫，都可以把自己的意见传遍整个部落。这样，如果首领的决策违背大家的共识和利益，如果首领试图形成一个统治集团来压迫其他占多数人口的人民，这样的首领必然会被推翻。更进一步，如果某个首领武艺不强，冲锋不勇敢，还贪图享受，甚至出卖部落利益，那只有一种可能，就是被整个部落所抛弃。越往后，人口越众多，社会越复杂，各种政治力量间的强弱对比越悬殊，实质民主就衰落。到现在，一小部分人掌握着巨额资产，掌握着庞大的组织网络，拥有电视台、广播、报纸，控制着武装到原子弹、飞机、大炮的军队，而绝大多数人则是分散的、互不联系的、一无所有的。即使有普选机制，这种普选机制也只是帮助政权取得合法性，让一无所有的人在若干个代表不同富人集团的候选人中挑选。即使有分权制衡，也只是在不同富人利益集团间相互制衡，而绝大多数的穷人则只能干瞪眼，无法形成穷人对富人的制衡。

国际关系也是如此。名义上国际社会有联合国，有安理会，有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但是，由于美国一家拥有超强的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力量，实际上是由美国在进行国际专制。伊拉克不服气，结果就被美国修理了。苏联消失后，国际政治力量失去平衡，而伊拉克却还多多少少停留在美苏对抗制衡时代。美国为什么要防止核武器扩散？其实就是要加强以美国为首的国际专制。如果各国都有核武器，如果各国的核武器数量与美国相当，那么美国就不可能对各国指手划脚，而就只能讨价还价，实现国际政治的实质民主化。现在，美国主张核武器不扩散，有核国家核武数量就地冻结，实际上就是维持国际军事力量对比的现状，使美国可以拥有绝对军事优势，让各国在美国面前下跪。这一手其实并不新鲜。当年秦始皇收天下兵器，熔铸为十二金人，就是要削弱老百姓的军事反抗能力，维持秦始皇的专制统治。

实际上，中国古代的老子早就看穿了这一历史进程。“大道废，有仁义；六亲不和，有孝慈。”原始社会是充满着仁义，充满着民主，所以不需要仁义，不需要民主。随着原始社会的消失，人类社会成为弱肉强食的社会，才会有仁义的需要，有民主的需要。怎么办呢？老子主张小国寡民，绝智弃圣，结绳而治，使人与人之间的力量对比回复均衡，找回民主。为什么要结绳记事？为什么要老死不相往来？在人多数人自利的前提下，大国众民必然交往复杂，形成弱肉强食的社会结构。

在自利前提下，只有小国寡民才能有民主。这种思想，西方有没有？西方也有。卢梭认识到了这一点。我们知道，卢梭对西方民主制度有重大理论贡献，至少我个人认为，他最重要的奠基人。他在《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以及《社会契约论》中都表达了一种非常强烈的民主愿望。然而，卢梭心目当中的国家是一个什么国家呢？日内瓦共和国。卢梭出生欧洲小国日内瓦共和国，公共权力属于一个25人的元老院。他小时候生活在日内瓦，感受不到日内瓦社会的矛盾，长大以后就把日内瓦的共和国制度理想化了，当作民主的典范。卢梭认识到，所谓文明的进步，实际上是不平等的起源，是罪恶的起源。问题在于，我们已经远离原始社会了，已经罪恶深重了，能不能有民主呢？卢梭提出了《社会契约论》。他认为，政府是干什么的？政府是人民选举出来为人民服务的，政府就应该受人民约束。那怎么防止政府背叛人民呢？就是要三权分立。实际上，卢梭对现实社会人与人之间力量对比悬殊过大的事实缺乏足够的认识。结果，选举政治、分权制衡的政治制度落到现实层面，不是约束了政府，而是使政府成为有钱人的工具。

显然，老子洞悉历史，是真正彻底的民主派。而卢梭则比较幼稚，客观上为现实社会的日益深刻的压迫和剥削缝制了一件民主的外衣。

五、形式民主与消极自由
照此说来，难道人类社会的实质民主程度在一直下降吗？如果说投票普选、三权分立、言论自由、集会自由等是形式民主，难道实质民主与形式民主竟然可以南辕北辙？难道实质与形式竟可以如此背离？难道普通人的民主感受增强竟然是错觉？

我个人的直观感受也是民主程度增强了。我是知识分子，是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的受益者。这些年来，我切身感受到言论空间的增大。尽管现在还不能自由办报、办杂志、办电视台，尽管有隔三差五有种种宣传禁令，但是，禁令只能禁止直白的表达，禁止不了学术化的曲折表达。在日常个人交往中，更可以任意发表评论。至于举止、穿着、兴趣、爱好，谁爱怎么办都行。我相信，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大多数白领都能有这种直观感受。正是这种直观感受，使我们认为社会的民主程度增强了。

然而，这种直观感受恰恰只是形式民主，而不是实质民主的增强。我们可以任意对事件、人物、政策发表评论，但是如果所有这些评论都不能够影响政策制定，都不能够影响实际社会生活，那么言论自由又有何价值？我记得互联网上曾有一位网友讽刺，上了杀猪场的猪有充分的嚎叫自由，但是改变不了被屠杀的命运，那么有没有自由嚎叫的权利又有什么意义？

这种嚎叫或不嚎叫的自由，又叫消极自由，即决定不了命运的自由，在当代社会的确是极大地增强了。现代，再也没有人管我们穿什么、吃什么，也没有人告诉我们什么是美，什么是丑，再也不需要注意别人的议论，只要不触动社会强势利益集团，只要不犯法，什么都行。但是，拥有这些消极自由的代价恰恰是放弃积极自由。由于拥有消极自由，可以在个人生活领域为所欲为，这就使人们不愿意关心公共事务，不愿意关心涉及自身命运的大事务，而将精力和时间都投向非常细小的事务，例如不同款式、面料的服装，手机的铃声，单眼皮还是双眼皮，胳膊上的肌肉群是否发达等等。当然，严格说来，即使在这些细小事务上，普通人也是跟着潮流走，被来自巴黎或纽约的声音所主导。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所以消极自由的享受与积极自由的运用是矛盾的。消极自由与形式民主相联系，积极自由与实质民主相联系。但是，我们普通人常常想当然地把消极自由等于同积极自由，也想当然地把形式民主等于同实质民主。这是民主错觉之一。

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由于人们日益沉迷于消极自由，沉迷于个人生活，人们对社会公共事务的感知和判断能力极大地下降了，民主能力极大地下降了。我们现在懂得了数学、物理，学习了机械、电子、材料力学，看上去掌握了很多知识，实际上都是技术性知识，而不是社会性知识。现代工程师的社会地位相当于古代的工匠，只是精通某一技艺，却不懂得复杂的社会结构和人际关系，在为人处世上甚至可能比古代工匠更差。既搞不懂社会，就容易上当受骗，受形形色色的政治潮流或骗子、政客所骗，受自身利益的迷惑。同样值得注意的是，现代技术创造了一个使每个人更加感性化的社会环境。电视机的清晰度越来越高，手机的功能越来越复杂，打印机的色彩越来越鲜艳逼真，商场里的宣传越来越铺天盖地。声色犬马、吃喝玩乐占据了我们极大部分兴趣和精力，我们怎么能够搞得清楚日益复杂的社会？这个道理就是老子说的“大象希形，大音希声”。用心理学语言说，叫注意力守恒定律。报纸天天登的是哪个地方发现无名女尸了，哪个地方车撞死人了，哪个婴儿生下来三条腿了，这一切都在迷惑、分散人们的精力，降低人们对社会理解和做主的能力。

仅就人们的民主能力而言，中国古代的士大夫们恐怕更强。他们从小学习的是《史记》、《春秋》、《论语》等著作，懂得了种种社会政治和经济力量较量的复杂性，懂得了人性与社会腐败的关系，懂得了制度与文化的关系，学习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套道理，能够透过社会现象看到社会本质。“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他始终在思考这个社会的整体发展变化，因此他的做主能力比较强。尽管他可能选择享受、权力，也可能选择俭朴、奉献，社会可能腐败，也可能清明，但无论如何变化，士大夫阶层都是有能力理解的。现在，中国的官员或者是技术出身，完全靠自身经验来理解社会；或者是学习过西方细分化倾向极其严重的社会科学，同样缺乏对社会整体的判断和把握。其结果是相似的，找不到历史方位感，随波逐流。这是格外令人担忧的。

其次，知识分子只是众多社会群体之一，知识分子的感受既不能代替资本家的感受，也不能代替工人的感受。资本家不但感受到了形式民主，甚至还感受到了实质民主。到处是招商引资，到处是“投资者是上帝，引资者是功臣”，到处是税收减免、土地优惠、手续简便、笑脸相迎。在资本家们看来，这个世界就是他们的。相应地，工人不但没感受到实质民主，甚至没感受到形式民主。投资者成了上帝，工人就下了地狱。过去，工人可以随随便便到各级领导的办公室和家里去，敢和领导对骂，而领导却只有解释、劝告、教育的权力，没有开除工人的权力。有人可能认为，这将造成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其实，只有在极少数企业出现过短暂的无政府状态。在绝大多数企业的绝大多数时候，是工人在相当程度上行驶了主人翁的民主权利，调动了工人的生产积极性。现在，不但顶撞领导要被开除，甚至善意的提意见都会丢掉饭碗。在许多私有企业，工人完全被当成牛马一样使用，被关在高墙大院中，用狼狗看守，没收身份征，不许写信。出了工伤事故，老板不是抢救工人，而是推诿责任，解雇了事。工人们想集体谈判，就会被当作闹事分子，破坏稳定的分子，抓起来、关进去。

事实上，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并非公共知识分子，他们只关心自己的感受，不关心社会其他群体的感受，所以他们把自己的直觉当成了社会的整体真实。幸运的是，知识分子有能力把自己的感受写到报纸上，发表到电视上，把自己的直觉感受强加给工人、农民，客观上当了资本家的代言人，帮助资本实现了社会专制。这是民主错觉之二。这个错觉是根本性的。

我过去曾经设想，只要有了言论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就可以有积极自由，有实质民主。我曾经想不通，为什么美国社会具备所有这些条件，但工人却始终不能表达他们自身的利益和意志？现在懂了。比如说出版自由。《新京报》64版或80版，只卖1元钱，连纸张和印刷成本都赚不回来。它为什么能够生存下去，壮大起来呢？是因为有巨额的广告收入。广告收入主要来自房地产、汽车、手机、医药、家电等产业。这些广告给谁看？给富人看。如果报纸的倾向对富人不利，对穷人有利，富人读者就会抛弃《新京报》，紧接着广告商就会抛弃《新京报》，报纸就只有死路一条。在现实生活中，广告大客户都是巨富，他们对报纸的倾向远比一般富人读者敏感，他们会警告报纸不要刊登某种对富人不利的观点、消息或新闻。更进一步，如果报纸要办得好，主编们不但要及时倾听广告大客户的警告，而且要善于揣摸大客户的心理，千方百计加以迎合。正是这种新闻竞争的机制，使报纸越办越厚，广告越登越多，使富人对舆论的控制更加灵敏有效。也是这种机制，使那些小报只能局限于小圈子，而不能走向大众，影响公共舆论和决策。这就印证了前面的观点，在一个日益复杂、分化的社会中，形式民主完全可以与实质专制相结合。

六、从形式民主通向实质民主
既然形式民主可能被实质专制利用，甚至成为实质专制的遮羞布，那么，我们还要不要形式民主？我认为要，而且是没办法，只能在形式民主的框架内寻找通向实质民主的道路。

为什么要有形式民主呢？因为形式民主在形式上赋予每个人以主人资格，向我们每一个人送上了一份政治礼物。形式民主对普通的公众有巨大的吸引力。这种吸引力固然与这么多年来对形式民主的迷信有关，但在深层次上，则与每一个人内心的独立自主倾向有关。尽管这种倾向也是无政府主义思潮的最深层动力。在一个日益复杂了的社会里，一部分人的无政府主义倾向完成可能成为另一部分人实现集权专制的工具。我们已经远离了原始社会，已经没有一个简单的、完美的解决办法了，但是绝大多数人可能还设想着有一种简单的政治解决方案。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这种礼物的诱惑是无法抵御的。即使形式民主会犯错误，那错误也是人民自己犯的错误。即使人民会被实质专制力量所利用，那也是人民还比较幼稚、自私。任何希望改变社会结构，使之真正服务于人民的人，如果忽视人民对于形式民主的渴望、幻想，希望越过形式民主追求实质民主，最终都不会被人民所理解、所接受。在人民的多数还比较自利，还比较狭隘的时候，少数人无法包办代替，将一个美好社会带到现实中。过去一百多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践，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

但是，从形式民主走向实质民主的道路的确曲折艰难。二战结束后，欧洲特别是北欧国家曾一度由工党或社会民主党执政，征收了高额累进所得税、遗产税、赠与税等，建立了福利国家，可以说在相当程度上实现了实质民主。但是，在全球化潮流的席卷之下，北欧各国又纷纷削减福利，大资本的统治卷土重来。在拉美或其他第三世界国家，有的已经通过普选产生了服务于大多数人民利益的政权，但是这些政权几乎都被美国和本国内部的大资本集团联合力量武装扼杀了，例如，1965年的苏哈托政变，1971年的皮诺切特政变。

在1970年代以来的全球反人民、反民主潮流中，委内瑞拉似乎给我们以希望。1999年，在几乎所有的电视台、报纸都不支持的情况下，查韦斯靠着人民群众口口相传的力量，打破了舆论封锁，当选为总统，而且成功地粉碎了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委内瑞拉大资本的政变阴谋，一次又一次地战胜了国内外大资本家们制造的停工、停产、停水、停电的危机，给苦难深重的委内瑞拉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和希望。当然，委内瑞拉的故事刚刚开始，还没有经受中国和苏联曾经经受的考验，说走稳了实质民主的道路还为时尚早。

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中国还是苏联，无论是瑞典还是挪威，无论是智利还是委内瑞拉，全社会都曾萌生过形式民主与实质民主相结合、相一致的希望。在希望萌生和滋长的地方，都有着一大批理想主义者在努力奋斗。只是这种人数量还不多，质量还不高。所以，局部的、短期的成功不是扩大和巩固了理想主义者的队伍，而是腐蚀了理想主义的力量，中断了形式民主与实质民主相结合的希望。如果理想主义者的数量增加，质量提高，并且仍然能够与人民群众相结合，则我们就有可能从形式民主走到实质民主。换一个更加广泛的概念，如果改变人人自利的前提，产生一大批德才兼备的理想主义者，那么大国众民是有可能实现实质民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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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功：当前经济形势会如何演化下去

博主评论:很明白的谈话.很实在.
美国模式的苟延残喘,还是立即死亡,哪一种对中国有利,如何操作,中国高层有没有预案?

陈　功：当前经济形势会如何演化下去2008年09月25日14:58

美联储前主席称美国现在的金融形势为百年一遇的“金融海啸”，显然这位德高望重的老先生，若无对现实压力的感慨，这样的话是不会轻易说出口的吧。大摩的经济学家罗奇写道：没有一个经济体可以永久地入不敷出。当下这场金融危机传递的真实信息是——游戏结束了。

　　美国经常账户赤字从1995年占GDP的1.5%猛然升至2006年的6%。2006年第三季度，赤字规模按年率达到8440亿美元的顶峰，美国每个交易日要从海外引入34亿美元的资本方能补足国内储蓄的巨大差额。长久以来，这些资金随唤随到。大量新理论被捏造出来，用以理性地解释为什么无法持续的东西实际上也可以持续下去。很多人辩论说，对于拥有世界储备币种的国度而言，无拘无束的海外借贷是一种特权。有些人走得更远，庆祝新“布雷顿森林体系Ⅱ”的降临，认为像中国一样拥有额外储蓄的国家会源源不断地将过剩的美元换成美国资产，以此保持本国货币的竞争力及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当然，到头来，这些“新思路”未能经受住时间及市场的考验。


　　坦率的说，我对当前形势的观点非常类似于罗奇，如果对这样的观点贴上一个悲观主义的标签，我并无异议，但还是请很好的对待这些风险，哪怕你认为这些都是潜在的风险。大家都知道，金融危机的发生，宏观拐点到来之际，都不会是偶然的，这些情况一定发生自负面因素的长期积累。所以每当经济形势的关键时刻来临，也就是至关重要同时又极为复杂的时期来临。可以理解的是，在这样的时刻，我们总会需要一系列的判断去调整以往的认识，这就是本篇报告的初衷，请大家注意的是，本篇报告仅仅是有关的判断和认识，并非是基于大量信息整合基础上的逻辑推导和问题解析，因此报告的形式和重点都有所不同。而在这里，我们能够涉及的，仅是几个简单而又关键的问题。

　　当前的经济增长形势，实际是明显不容乐观的。有人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回落到10%是可以的，所谓回归“理性增长”嘛。问题是，从高点的12%到10%，两个百分点却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不能承受之重。

　　问题远不是两个百分点那样简单，2002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12万亿元，那个时候两个百分点对中国来说，还不算什么。但到了2007年，中国经济总量已经达到24万亿元，年平均增加2.5万亿元。两个百分点的变化，就是4800亿元，一下子就把年平均增长的20%抹掉了。经济增长还意味着企业的增加值，如果我们的上市公司一年下来，利润掉下去20%，那对这个企业意味着什么？事实上，这样的糟糕情况还是从平均的角度来看问题的，实际上沿海地区是中国的经济主力，但这个地区的经济表现，还会受到外部因素的严重影响，受到全球经济的影响和冲击，所以情况远远不是掉下去20%那样简单，沿海的问题更大，承受的压力更大，20%的极大部分都是在沿海地区实现的，所以他们的情况必将更为恶劣。


　　在经济增长问题上，我们现在其实用不着再多说什么了，即使宏观调控能够实现10%的GDP增长，那也是“硬着陆”，更何况从长期来看，如经济效率维持不变，外部需求减少的话，则还有很大可能会继续掉落到9%和8%的地步，这就是采取不偏不倚态度看问题的结果。实际上，对此问题感觉很悲观的还有大摩的罗奇，这位老兄一向对中国高度友好，但他也认为，2006－2007年，经过两年近12%的GDP增长之后，2008年第二季度，中国增速放缓至10.1%。这种下调很大程度上是中国对美国出口增长明显减速的结果——继2003－2007年年均增幅超过25%之后，2008年6月年同比增长仅为8%。非常明显，中国以美国为核心的出口及GDP增长——约占中国总外需的20%——受到挤压，与此相伴的是，中国对欧洲（2008年6月增长25%）及日本（增长22%）的出货量依然充满活力。由于日本及欧洲也在减弱，迄今为止在中国外需中较有活力的部分——总计占中国总出口额的30%也将开始衰退。由于这些拖后腿的因素，中国GDP增长极有可能在未来6个月内从10%进一步降至8%。


　　现在政策的苦心的确令人动容，我不知道谁提出的“一保一控”，要“保”经济增长，“控”通货膨胀。我所知道的是，能提出这样的口号，非常之不普通，确实兼顾了全社会的利益，兼顾了方方面面的利益。经济继续高增长，通货膨胀还下去了。问题只有一个，这样的目标，作为宏观调控的目标是可以去追求的，但如果要作为宏观调控的任务，那却是根本无法实现的。这就好比，对于一个还没有结婚的女孩子，你追求她可以，但你在追求过程中，就把人家给当老婆了，那就有问题了。原因很简单，除了经济增长的偶然阶段之外，高增长、低通胀，那都是理论教科书里面的终极追求，犹如共产主义的理想，理想就是理想，毕竟不是现实，不能当真。


　　如果一定要放手追求经济的表面繁荣和热络，就要做好忍受津巴布韦式的通货膨胀。这种情况下，经济增长在资金持续涌入的推动下，当然会有增长，尤其是名义增长会很高；搞的好的时候，GDP的百分点甚至也能超越通货膨胀，但总体来看，由于通货膨胀一定会跟随而上，出现津巴布韦式的通胀局面是难以避免的。届时，国内的政治和社会生态，自然将是另一番景象了。


　　所以，理智点说，表面繁荣的追求和选择基本是不可取的，属于非常危险的选择。但一步到位的经济降温，杀伤力又太大，怎么办呢？我的观点是，唯一之道是坚持缓降，办法是今年降一点，明年降一点，从12%到11%，再到10%，每年降0.5%至1%，采用逐渐冷却的办法，提高经济环境的适应度，这是高明的作法。由于近年来国务院在资金规模控制，在主导产业调控等方面已经取得了一些成熟的经验，你不用管这些措施是否好看，是否有争议，总之它是有效的，管用的就成。现在基本可以这样说，在缓降的方式尤其是手段方面，政策措施是成熟的、有效的，关键是决策层的认识还不统一，没有意识到宏观调控就是寻求缓降！


　　如果归结一下这个问题，在我看来，所谓让经济增长“回归理性”，正确的政策操作，就是应该选择这样的路径，这是唯一可取的道路。我一向主张要科学地看待宏观调控，如果以科学发展观为基础进行宏观调控，那么宏观调控就只能是一种微调，只有0.5%左右的调整空间，到了1%波幅，就一定已经出问题了，至于从12%直接降到10%，甚至更低，那肯定是出大问题了。


　　第二个问题是通货膨胀问题。


　　我们讨论经济增长总是会遭遇到通货膨胀问题，因为一般意义上的经济增长，指的是实质增长，是排除了通货膨胀因素的增长，所以通货膨胀因素，并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社会物价问题，它也关系到经济增长问题。


　　毋庸讳言，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通货膨胀。GDP做快了，CPI上去了；CPI下来了，GDP又太慢了。所以，经济形势当中，通货膨胀是个大问题。对此，可能有人会说，我们也有几年时间是高增长、低通胀啊？我认为，这可以说是有关通货膨胀问题的外行话，通货膨胀总是一个过程，有一个从积累到发酵的过程，而且这个过程与经济增长的周期并不一定同步。表面看，我们前几年有个高增长、低通胀的时候，但这个该高还没高上去的通胀并不是没有了，消失了，而是晚了一些时候到来了，而且还很猛烈。一路从二点几，爬到了七、八个点，逼向了双位数。所以，我们如果是在一个长一些的历史周期里面看通胀问题，依旧还是高增长一定会伴随有高通胀，通胀要稳定，增长也会低下来。两件事情，不能兼得。


　　那么如何在趋势上理解现在的通胀形势呢？


　　我的观点是，虽然今年的通胀，从年终开始走低，但形势依旧严重不乐观。我们可以结构性的考察一下通胀“走低”的情况。在通胀的构成上，我们都知道有两个因素是很重要的，一个是粮食，一个是房地产。前者直接在反映通胀的CPI中占比很大，后者则会扯动大量的基础产品价格，从水泥、钢材到能源等，产业的关联度很高。


　　今年的通胀从4月份开始一路走低，从4月份的8.50%，5月份的7.70%，6月份的7.10%，7月份的6.30%，到8月份的4.90%，看到这样的数字，有人立即表示，通胀形势已经好转，“抓通胀”的成效显著。但仔细研究一下就会发现，CPI的下降与中国政府在粮食问题上采取了直接干预措施有很大关系，众所周知，因为不断的粮食丰收，中国的粮食价格与国际市场的价格是倒挂的，为了遏制出口，压抑粮食价格，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公布，在2008年1月1日至12月31日的一年内，将对小麦(资讯,行情)、玉米(资讯,行情)、稻谷、大米、大豆(资讯,行情)等原粮及其制粉产品征收5%－25%不等的出口暂定关税。同时，对小麦粉、玉米粉、大米粉实行出口配额许可证管理。从时间序列上就不难看出，国内粮食价格的不断下降，与这一措施有很大的关系。又恰逢国内粮食大丰收，所以因粮价而表现为CPI的下降，这是正常会出现的情况。


　　再来看看房地产的价格，表面看房地产在全国范围，还维持增势，但量缩价减，已成趋势。现在媒体上充斥着这样的消息，“金地集团(600383,股吧)8月份房地产销售面积下滑19.11%”，“江西房地产销售面积上半年连续4个月负增长”，“上半年广东房地产销售面积和销售金额降两成”……国家发改委的统计数据也显示，今年1－7月，全国房地产销售面积27743万平方米，同比下降10.8%，增幅同比下降37.2个百分点，显示了商品房销售情况的低迷。在过去的几年，大家都已熟知“房地产行业是主导产业”的说法，既然是主导产业，那么这个产业的关联性一定很高，主导产业的房地产发展速度明显降下来，其他的产业也一定会受牵连，速度和规模上都会降下来，最终导致相关价格在一定范围里面的普降。


　　粮食和地产，两个因素加在一起，再加上奥运会期间几个月的时间里面冻结行业的影响，2008年的通胀形势出现了一些微妙的变化，是完全正常的，但这绝不意味着中国通货膨胀状况的好转。我个人认为，最终在中国经济因为奥运让路而半路刹车的状态下，中国整体的通货膨胀依然会令CPI达到6.5%。至于明年，通胀形势存在两种均很不利的可能性：


　　一为如果央行和财政方面采取了放松银根的措施，则通胀指数依然有很大机会维持在高位，也就是5%－10%左右。这种逼近双位数的上扬速度，并不是虚言恫吓，一旦高层侧重于采取致力于放松银根的政策就可能出现。其中的主要价格推升因素是：


　　1、全球粮食价格上涨，饥民已经逼近10亿人。全球展示粮价的FAO指数，2006年上涨了12%，2007年上涨24%，而2008年上涨了50%。这种情况下，中国难以独善其身。现在国内各地普遍存在的粮食走私问题，就是明证。


　　2、中国粮食丰收的同时存在粮食价格下降的现象，等于又是在牺牲农民利益。粮食丰收了，却赚不到钱，毕竟这样的结果，只是在敦促农民在来年少种粮，这当然会导致明年粮食价格的继续上涨。


　　3、粮食生产成本居高不下，今冬明春化肥价格、成品油价格等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趋势很明朗，明年粮价继续上涨的可能性远远大于下降的可能性，农民的日子很不好过了。


　　4、国内通胀加剧的另一个原因是以“价格扭曲”为背景的。事实上，现在正处于两难境地，如果放手解决价格扭曲，则电价上涨将成定局，能源价格可能因设备整修而继续上涨，其他社会公共服务品的价格也在上涨，整体价格水平将如脱缰野马。继续维持“价格扭曲”，社会议论纷纷，企业压力很大，尤其是政府的亲儿子——国有企业喊声如雷，这种情况下，也不好办。


　　5、生产资料，包括农业生产资料；进口商品，包括大宗商品，将继续维持高位或是较高位的格局。


　　二是通胀形势在高位稳定，也就是在5%－7%左右，这种情况的出现，与国内经济增长以及全球经济形势有深刻关系，属于经济增长冻结期的价格表现。说的直接些，更倾向于滞涨的表现，也就是物价总水平虽然表面上还可以，上升速度也不快，但经济增长速度同样也不快，明显从高位回落，甚至在较长时期里面维持在低位。显然这是由于放慢了的经济增长速度压抑了正常需求，使得价格水平上不去，并非是真正的价格水平上不去。


　　从全球经济形势来看，现在商品需求受到极大的压抑已成为现实，在东南沿海的地区，很多搞集团经济的著名乡镇都反映说，自从改革开放以来，还从未见到过今年如此生意惨淡的情况。外来客户的数量相对来说，非常少，订单少，成交更少。而来自美国的信息也表明，在未来两三年内乃至更久，美国GDP增长可能将从过去13年中的3.2%减速至2%以下。


　　这种情况是否会延伸到国内市场，我认为也是非常可能的。现在东南沿海出现的企业倒闭潮，在以往从未出现过，即使是在中国经济增长只有7%左右的时候也未出现过，显示了当今问题的严峻程度和复杂性。这当中自然包括了中国的社会、法律、货币政策、土地政策当中的大量问题，但也与全球商品需求出现大问题有着莫大的关系，甚至可以说，这才是企业倒闭潮出现的主因。但无论是何种原因，都会因就业、收入、竞争关系，使得外部因素逐渐转为内部因素，最终通过购买力的消长，严重影响国内经济。一旦中国的GDP增长从12%回落至8%－9%，而同时通胀维持在5%－7%，那么滞涨格局就已经形成了。


　　总体来看，究竟哪种通胀状况将会出现于国内，我认为现在还不好讲，而且当前正处于重要的拐点之际。未来，有可能走向滞涨，也有可能演变成为恶性通胀，究竟是那种情况发生，还得视经济政策的取向。我相信，在中国这样的一种权力体制和资源体制之下，我的有关通胀的这种判断，是可以得到正确而全面理解的。


　　第三个问题，谈谈房地产的问题。


　　房地产问题现在得到社会空前的关注，多空双方博弈空前激烈，乱成一团。一方面，房地产商们有自己的道理，如果据理力争，如任志强等，也是大有道理可讲，再加上万科等负面消息不断的房地产商，买通一个或是几个网站，组织人力反击各种对自己的负面信息，使网络上的似是而非的“观点”满天飞；另一方面，以80后需要置业的年轻人为主力，水银泻地般的全力攻击高房价，完全不计后果，完全不计得失，只要房价降低就可以。可以说，双方的攻防较量，空前激烈，利益的渗入，使得网站的内容，变的空前乏味，猜都猜得出，此时此刻，双方都在准备说些什么。


　　由于房地产市场的问题非常复杂，这里只是择其要点，做一分析。


　　房地产的价格是大家都关心的问题，但现在对这个价格问题的讨论非常散乱，扰乱视听的言论很多，实际上这个问题的答案是简单的。房地产价格是资产价格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是房地产作为投资品所必然具有的属性。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全国乃至全球资产价格环境急剧恶化，华尔街五大投资银行，破产、转手了三家；中国经济增长2007年底的时候为12%，但到了2008年的上半年，GDP增长就已经跌落接近单位数了。这种情况下，房价没有坚实的理由支持其继续狂涨。


　　与怨声载道的房地产商愿望正相反的是，我们现在可以清楚看到，由于全球经济环境恶化，沿海地区企业的外部订单在减少，收入在降低；而整体性的银根抽紧，需要经营者用自有资金来填补；企业的主业，开始占用比以往更多的资金；而通胀几乎全面地推升了价格，造成经营成本的不断上升……越来越多的时候，我们开始启用和抽回原本不会用到的资金，甚至大量借贷饮鸩止渴的高利贷。


　　所有这些，都是不利于资产价格上升的因素，这些因素一定会或大或小的地限制着资产价格的上升，造成资金价格环境的恶化，而这种环境层面的恶化，是宏观环境恶化所必然导致的一种结果。在这种情况下，房地产的价格很显然只会下跌，不会上升；股票价格，同样只会下降，不会上升。


　　价格不断下跌，将持续多长时间？这可能是房地产商关心的另一个问题。


　　房地产市场会走到何种地步？由于房地产的产品是一种投资品，并且要纳入资产价格环境进行考量，所以房地产市场的发展与宏观形势的变化有非常紧密的关系，可以说一荣俱荣，如果国内宏观经济环境，可以在2011年好转的话，那么预计房地产市场的形势将在未来2－3年后开始好转。而在2009年，无论房地产商如何地自我鼓劲，房地产市场都将会彻底进入一个寒冷的冬天。


　　如果具体分析来看，由于中国市场规模很大，分布范围很广，各地发展不一致，因此房地产商的遭遇也将有很大差异。说白了，有的地方已经是在深冬了，有的地方则可能刚刚进入初秋。具体而言，四线以下城市（主要是地级市）的房地产将会出现停滞现象，已建成物业难以销售，工程项目停工，烂尾工程项目在较大范围内出现，房地产商将会出现大批出国逃债的现象。一线城市，因为区域经济的因素会继续发挥作用，尤其是中心地城市对区域的服务价值不会因经济增长的速度快慢而变化，固依然会有相当资金进入市场支撑，因此这个级别的市场表现，将主要是物业价格的下降，销售周期的延长，开发商拿地的态度谨慎，交投清单。至于二三线城市的情况，大致介于上述两者的中间，由于城市经济环境的不同，各有侧重，这里不再详表。


　　由价格、市场开始，我们再来看看房地产行业问题。长期以来，房地产行业就是一个野蛮成长的行业，这是由中国席卷各地的“造城运动”而形成的。在这个行业中，你会看见大量的非专业人员成为了房地产开发商，他们中间有建筑工人，有农民，有煤矿主，有警察，有银行人员，当然更有国有企业家们，这些人并不懂城市，也不懂建筑，但却很懂如何赚钱，善于把握机会，于是都成为了中国新时期的房地产开发商。


　　此后，问题就来了。用期房来搞欺诈的有的是，卖了房子几年不给办房产证的有的是，只管卖房子，不管物业管理，只管开发，不管管理的，更是有的是。走遍全国都可以看到，造房子如同种庄稼，城市大都雷同，长相一模一样。野蛮拆迁，殴打业主的房地产商，不是一个两个，甚至就连深圳万科这样的中国房地产行业龙头老大，居然也会在自己的办公室里面，出动黑社会将众业主暴揍一顿。反正老子有的是钱，以暴利为基础，什么事情都可以摆得平嘛。


　　一个野蛮的行业，无论如何装扮也难以真正掩盖其野蛮性。也许任何一个有理智的人都会承认，这样的一个不断在制造诅咒自己的人的行业，出现因环境压力造成的重组和整合，不但是完全应该的，而且是早晚必会发生的事情。我认为，现在的房地产行业，已经到了这样的进行大规模重整的时刻。摆在诸多涉房老板面前的解脱之路并不多，我相信出现较大范围的逃亡潮是有很大可能性的。


　　再下来的一个相关问题是，房地产如果冬眠了，各地财政怎么办？


　　我在很多场合里面都发现，似乎已经很多人学会了我几年的一个发现，就是土地开发与地方财政的关系，到处在讲这个问题。而对这个问题讲得最多的是两种人，一个是房地产开发商，一个是与房地产开发商关系密切的人。他们总是不断地在提醒网友，提醒社会，提醒决策官员，我们房地产商并不在乎市场怎么样，关键是银行扛不住，官员扛不住，你看整个城市不是都依赖土地经济吗？有多少城市的财政，实际就靠土地，没了土地，城市就没法活下去了！


　　问题真的是这样吗？


　　当然不是。其实我的研究早已更为深入了，在这里我将披露进一步的研究成果，这个研究成果是我在中科院情报所当硕士生指导老师的时候，指导一个叫朱文沓的应届硕士生搞的论文成果。而成果中的主要价值点在于，土地经济仅仅是一种过渡形态，是建立在人们对土地价值的初步认识的基础之上的。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我们不能停留在土地经济的初始阶段，还须引导城市向效率更高的阶段发展，这就是第三产业为主的经济形态。而第三产业为主的服务业经济，就是“后土地经济时代”的经济模式。


　　这样的经济形态，我们在香港、纽约等地都可以看见，但中国能做到吗？这个结果是肯定，在杭州的下城区，就有这种经济形态的雏形，我们将之称为是“下城模式”。这个地方，在土地经济的阶段就已经搞到寸土寸金，此后一寸土地都没得开发了，怎么办？只能搞服务业啊，只能搞第三产业啊，实际上他们搞的也的确很棒，GDP的表现一直名列杭州前茅，在中国做成了一个宝贵的榜样。所以，问题的关键，不是第三产业能否支撑得起城市经济，而是实现的路径问题，人家没见过，你得允许人家有异议啊，但见识过了之后，时机成熟了之后，就应该坚定地走这条道路。我希望有越来越多的人，能讲这些观点，而不要再讲什么“城市发展一定离不开土地啊”之类的话了，那个太老套了。


　　事实上，造城运动也是难以为继的，以开发为重点的房地产也是难以为继的，万科的产业化开发理论，其荒谬之处就在于，哪里有这么多的成片土地让你搞规模性的开发？都让你开发了，中国将会变成什么样子，环境要素约束着中国，不可能到处都是大城市！在中国，只有第三产业，传统服务业、现代服务业，以及由制造业转化而来的具有生产特质的服务业等，才是今后辉煌时代的中坚力量。


　　第四个问题是股市与金融，这个问题因雷曼的倒台，因AIG限于困境，也因国内金融界的惊慌失措而异常敏感。


　　最近，由于华尔街排进前五位的投资银行雷曼兄弟的倒台，美国政府决定伸手帮助AIG，这一资产高达万亿美元的全球最大的保险公司，全球金融界由此出现了一片大混乱。大家猛醒之间，突然再次明白了一个道理，什么狗屁投资银行，完全就是一群文明社会的文明骗子。遗憾的是，我们对投行文化的理解，直到他们即将退出历史舞台之际，才逐渐变得正确起来，而他们的肆意妄为，虽然一次次地带给人们以灾难，但善良的人们总是一次次地轻信他们“充满科学意味”的各种解释。


　　我们可以从雷曼的倒台说起。雷曼现在是倒台，但还未倒闭，这两者之间是有区别的。因为根据美国的法律，雷曼的律师申请的是美国破产保护法的第11章，而不是第7章，这意味着雷曼的人还能在一定程度上做主，如果申请的是第7章，雷曼的资产就直接由法官做主了。所以，在这里，我使用的词汇是“倒台”，雷曼要争取一个好价格，把自己卖掉。


　　雷曼的倒台，现在看起来是因CDS惹的祸，CDS可以简单地理解成为一种违约保险，它在很大程度上与次贷有关，但又不见得完全就是次贷。大家都知道，做保险生意的，主要就是卖保险合同，出了问题，保险公司掏钱，否则保险公司就净赚了保险费。雷曼看保险公司这钱是太好赚了，于是它也当保险公司，保险人和被保险人，都合并成一家了。这种情况下，次贷危机一发作，就连世界第一大、拥有万亿美元资产的保险公司AIG都承受不起，何况雷曼乎。于是，雷曼立即就成为了一条沉船，而且干净利索地沉了下去。


　　在这个问题上，很多人怪罪于次贷，但其实次贷这个事，就是美国人的一劫，根本躲不过去的。为什么这么说？美国人的劣根性之一，就是提前消费，敢花钱，敢花未来的钱。我们现在很多经济学家还在提倡消费，两厢对比，这简直就是讽刺。美国人就是因为不停的消费而自己把自己推向了深渊。这里要仔细看看次贷的实质，它其实就是一种高利贷，专门给信用差但又极想借钱花的人用的贷款。要知道，信用差的人，一般情况下从银行贷款不容易，商业银行总要审查风险啊，于是有人发明了次贷，就是“次一级信用的贷款”，当然对于信用差的人，利息要高很多，高利贷就是这么形成的。


　　现在看来，这个高利贷，上上下下的美国人都卷了进来，而更糟糕的是，美联储为了控制资产价格的疯涨，能做的也只是不断加息，这就导致了利上加利，高利贷越滚越大。为了降低风险，高利贷还需要保险，需要对冲风险，于是CDO、CDS和次贷保险都被设计了出来，发明了出来，利用了起来。这样一来，从美国的平头百姓到房地产公司，从投资银行到保险公司，从虚拟经济到实体经济，大家都以一种空前的规模被卷了进来。所以我相信，以后这个次贷危机，一定会成为教科书里面的经典案例。总之，美国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人几乎都在赚高利贷的钱，而且是堂堂正正、非常醉心地在做高利贷，这样下去，那有不翻船的道理。可以想象的是，一竿子一定会打翻一船人。问题是，这样一来，就有了一个谁来解救美国的问题？


　　为什么这样说？我看现在很多媒体在报道，美国政府出2000亿美元来解救，出7000亿美元来解救，等等。而且还有很多的金融专家在议论这个事，侃侃而谈，这简直太难以置信了！美国政府就是一个穷光蛋，而且是这个世界上天字第一号的穷光蛋，白宫公布的2008－2009年度的财政赤字将达到4900亿美元，伊拉克战争让美国政府负债无数，哪里来的钱去执行“解救任务”？


　　我并不是说，美国人自己就没有办法解决问题了，美国人会有办法拿出来的，比如让硕果仅存的高盛或是大摩重组为包含有商业银行的金融集团，增加今后的资产保障，这不是新闻，这个问题的实质，资本市场有很多人早看出来了，这就是高盛和大摩股票价格大跌的原因啊。但在这个重组过程里面，谁出钱？我是不相信美国人拿出的办法，真正的里外里都是靠美国人自己！我认为，无论什么重组的办法，真正在为美国政府、为高盛和大摩买单的，还会是中国、日本和中东国家。毕竟世界上只有这些国家随着全球化，赚了不少钱，但也没少买美国政府的国债，就在次贷危机爆发后，中国政府还买了一百多亿美元，那得有多大的勇气啊！从现在的市场信息分析，我不排除美国政府与中国政府已经有了某种程度上的内部协议，美国政府发债，中国人拿现金来买债，让美国人有机会来挽救自己的金融体系。问题是，凭什么这样做？


　　于是，有人忽然想起，包括我们安邦研究总部的一批杰出的研究人员都认为，挽救美国人可以，出钱可以，但也该跟美国人好好讲讲条件了，当年亚洲金融风暴的时候，美国人多牛啊，风水轮流转，这次该我们牛一把了。我的观点是，你挽救了美国人，然后让美国人感激你，这种可能性放在美国当今的制度体系里面看，那是一点可能性都没有的，美国人都是一群白眼狼。我们应该认真点思量的，不是如何挽救美国人，而是美国人倒台之后，对中国究竟有利还是无利？因为当今时刻，只要中国大量地抛售美国国债——这种壁纸债券(资讯,行情)，那么这个为无数人所推崇了几十年的美国模式轰然而倒，是有很大可能的。要知道，这可是千金难买的一个时刻，是美国人自己玩高利贷，玩出来的。


　　所以，现在的时刻，存在着一个世界金融秩序重整的机会。原有的金融秩序，实际是以美元和美国经济为基础的。如果一旦美元体系崩溃或是陷入长期的调整期，这样的系统，就会丧失基本功能，就有了替代的可能性。在这方面，我希望我们的金融专家，尤其是那些自美国学成归来的金融专家们，在平时大发议论、翻译洋人观点之余，也做点正经事，搞点原创设计，把这个新的世界金融秩序设计一下，至少是参与设计一下，以便确保里面能有未来中国的位置。


　　这当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也不是我所能简单回答的问题。在这个问题里面，蕴含着很多的新的重大认识，例如我们必须要思考，美国的金融系统之后，美元崩溃之后，对我们究竟有利还是无利？类似这样的问题，恐怕必须另做专题研究。我在这里能告诉大家的，就是要汲取一个已经可以看得很清楚的教训，那就是不要相信投资银行和投资银行的人，不要相信资本市场！


　　这是一个表面华丽无比的系统，聪明而有才华的人群居在一起，高得令人眩晕的工资，私人飞机、游艇和头等舱，电视记者以及总是高高在上的讲坛，充满数学味道的权威口吻，让你以为“上帝”就在你身旁，你必须仔细聆听“上帝”的教诲，并且把自己的钱交给这些“上帝”打理，或是按照“上帝”的旨意去“买进”或是“卖出”。长期以来，这种有着金碧辉煌表面的投行文化（投资银行文化），代表着华尔街，代表着未来的旗帜，吸引着无数的青年学子，追求之，向往之。


　　问题是，沙山的根基总是不牢固的，总是会移动的。这种美国式的投行文化完全是以美元系统为基础的，一旦美元地位岌岌可危的时候，这种投行文化就会暴露出严重的问题和缺陷。它表面的光鲜亮丽，难以遮掩内部的空洞和腐朽。雷曼的倒台以及华尔街前五大投资银行在转瞬间的消失或是变身，敦促人们明白，所谓美国式的投行文化，原来真的就像一位华尔街人士所形容的那样，专门“用鸡屎做鸡肉沙拉”。


　　我们现在必须认真思考的是，美国式的投资银行是否真正有能力应付风险度很高、极度复杂的金融衍生品交易？美国式的投资银行，是否必须有更高比例的资产保障，或是必须有传统的银行业务作为依托？美国式的投资银行，是否有能力在同业的范围内解决自身的问题，而不是把金融业内更多的机构拖下水？


　　基本而言，对这些问题的回答都是悲观的。至关重要的是两个关键词，一个是风险，一个是资产。


　　美国式投资银行对于风险，采取的是做表面功夫的方式来应付。其中，数学工具扮演了极为不光彩的角色。众所周知，在金融衍生品的交易中，设计产品要靠数学，交易也要靠数学，数学以自己的“科学外衣”，担当起了筹资和交易中不可或缺的角色，冲销了现实中的风险。但是，任何数学模型的使用都有假定条件，数学的科学性本来存在于严谨之中，实际却是在条件肆意放大的前提下运用，不出问题几乎不可能。对于数学工具，由于投资银行界的滥用，实际已经只有商业意义，而无科学意义了。表面看似科学的东西，实际只是一种类似广告的商业工具，有助于圈你的钱，却无助于抗风险。


　　这样的事情在美国资本市场有的是前例，只是人们在利益面前总是表现得很健忘。1998年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CTM）因投资俄罗斯国债而倒闭的事件就是前车之鉴。这家声名显赫的对冲基金，有搞数学的诺贝尔经济学家撑腰，号称数学一把手，牛气冲天，但它在短短150余天内资产净值下降90%，出现43亿美元巨额亏损，最终倒闭。后来据悉，原来搞数学的诺贝尔经济学家自己却未投资一分钱，他们知道数学的科学性是有限的，因而只愿意拿一些比较踏实的工资和服务收费，并不眼红投资收益。


　　再来看看资产的问题。有意思的是，最近大摩的老板因为一件事情“急了”，原来他认为，人们在比较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资本充足率的时候，很不公平，对商业银行采用了老巴塞尔协议的规定，但对投资银行则采用了新巴塞尔协议的规定，这导致无法正确的比较两者的资本保障情况。


　　究竟如何计算资本充足率，里面显然有很多的文章。与其如此，我们还不如通过杠杆比例。贝尔斯登垮台的时候，人们的目光开始注意投资银行，结果发现这些自称拥有杰出人才的投资银行，几乎个个都错以为住房价格会继续保持坚挺，并据此做出了投资决定。由于雷曼兄弟、美林和贝尔斯登（Bear Stearns Cos.）这些投行不惜血本的大举投资，他们的杠杆比例达到了惊人的水平。就是现在仅存的高盛和摩根士丹利，他们的杠杆比例也分别达到了24倍和25倍，远高于商业银行，只是低于雷曼兄弟今年早些时候32倍的最高值和贝尔斯登的33倍。


　　现在的投资银行纷纷向传统商业银行靠拢，不是希望能够找到收购商业银行的机会，就是希望自己被商业银行所收购。原因也不外乎这样的杠杆比例，不难设想美国投资银行界的急迫心态——反正也就是一堆破鞋，还是尽快卖出去的好。


　　而雷曼之后的一系列事件，影响也将是非常严重的。具体来说，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影响值得我们深思：1、重新认识美国式的投资银行文化，我认为，除了传统的IPO业务之外，投行业务将陷入空前的低迷，大批金融产品都需要重新估值。2、香港的联系汇率制，无可避免地要进入一个讨论阶段，美国的经济体系显然要经历一个相当长时期的走低阶段，除非香港选择港元资产全面走低，否则重新考虑汇率安排，几乎是必然的。3、不要以为美元的这次贬值会带来人民币的升值，金融业的问题不是如此的简单和直接。美国人的超前消费一直是中国产品的大市场，美国经济长期疲软将等于一个市场的消失，这对中国经济增长必然有着长期的影响，加上要考虑通胀因素，因此长期来看，人民币在未来也有贬值的可能。


　　最后简单谈谈中国股市。


　　中国的股票价格也是资产价格的重要组成部分，除非资产价格环境能够有所改变，各种影响资产价格的不利因素逐渐消失，否则中国股票市场，很难从根本上改观。在这方面，唯一的衡量重点，就在于资产价格，而不是技术性因素。


　　就此而言，1、印花税实行单边征收，仅仅是解决了一个交易成本问题，对资产价格环境毫无影响，因此也无关键作用。这是一个典型的技术性因素，类似什么T+1，T+0，都是技术性因素。2、大小非，那仅仅是一个资金规模问题，一、两万亿的资金规模，在中国算什么呀？储蓄大搬家，形成十几万亿的资金规模，中国也只用了一年多的时间，所以真正的问题不是大小非，而是资产价格环境出了大问题。3、支持公司回购股票，我的观点是，这个政策还真有用处，关键是把水搅浑了，有利于活化市场。但这个政策会牺牲整整一代企业家，我预料会有大量的企业家因搞内幕交易，因利用股票洗钱而锒铛入狱。这个后遗症，回避不了。


　　中国的股票市场很复杂，这是一个宏观边缘，与宏观政策领域的关系太大了，受到体制改革进程的明显约束。我理解王岐山副总理，他主管这一块，有些事情不得不做，但做了，也就是了，如果一定要追求某种结果，至少对中国股票市场来说，恐怕还不是时候。


　　我理解中国股民的心情，大家的财富来的都不容易，但要在中国股市中赚钱的这种冲动，却是要不得的。一个反复折冲，上下波动剧烈的市场；一个从2002年到2007年，总是需要5－6年恢复期的市场，其中的不可预知的风险，实在是太多了。如果说股市多少都有些赌场性质的话，那么别人在别人的赌场里面是输钱，你会在中国的赌场里面输掉性命。看看过去中国资本市场上红人的下场，那是好长、好长的一份姓名清单。他们不是在监狱里面，就是流亡海外，这难道还不够具有说服力吗？（作者：安邦咨询公司总裁 首席分析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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